张建伟著《温故戊戌年》（新版）（以下简称《温》）由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该书由于采纳和发表了许多新颖甚至有些“骇人听闻”的史料和观点，书一出版就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书评提出，“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话，那么不仅戊戌变法史要重写，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上的许多历史事件都要重写，许多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了多年的历史学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要更改自己的历史知识”。它对普通读者的“威力”不可谓不大，那么，专业人士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戊戌变法又称“康梁变法”，作为核心人物的康有为在变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长久以来在人们心中似乎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张建伟在他的书中正是把相当的火力集中到了这位自号“长素”的“南海圣人”身上。通过书评，我们看到《温》中的康有为给人的印象“绝不是戊戌变法的旗手和领袖，而是一个权欲熏心、卑鄙无耻的小人”，而那篇书评则干脆拿《我不认识的康有为》作了它的标题。在这样一个大转弯面前，何去何从，我们最好还是先听听历史学家的意见。
首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
张建伟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其实并没有真正受到重用，其地位主要靠他自己及其学生梁启超后来的大力宣传得来，也就是说，是吹出来的。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先生（毕永年日记的发现者之一）提出反对，光绪皇帝虽然没有给康有为官职，但还是想重用康的，没有升他的官是因为，“提拔需要依照程序，而且光绪可能有其他考虑，要把康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另外，保守派攻击的首要人物是康，不升官，派去上海办报，理解为冷藏、避开锋芒更为合适，说不重视则缺乏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胡绳武教授也指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实际上的主帅，尽管很多事情没有直接参与，但理论上、领导上是主角。他的历史地位是应该肯定的。”
那么，康有为的人品是否真如《温》中所说的那样不堪呢？
对康有为的某些做法，如在宣传中造假，利用权力打击异己，几位被采访者一致表示，这些手段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可以对其具体做法提出批评，但不能简单地进行道德判断，就此认为他人品不好。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房德邻教授更是认为，张建伟对康有为有意贬损，“这种贬损的态度，使其在选择史料、采纳观点、布局谋篇等方面都出现了偏差，以致严重歪曲了历史。”如采用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的说法，而对史料加以编造，指责康在甲午战后为巴结当朝最有权势的翁同龠禾，写了一册《书海双楫》（应为《广艺舟双楫》）奉承翁同龠禾的父亲和翁自己的书法，但这“完全是诬蔑”。《广艺舟双楫》并非写于甲午战后，而是战前，1891年初版，其中说到翁同龠禾的仅有这样24个字：“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这是说翁同龠禾的书法有点像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先生，但水平差远了。根本不是在阿谀翁同龠禾。
《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马忠文先生也提到张建伟在评价康有为时先入为主，多采择对康不利的材料，如《康有为事实》一书，是梁鼎芬在政变后作为张之洞的幕僚写给日本人看的，类似于揭发状，目的是想让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关于康有为嫖妓不给钱、借钱不还等劣行，就是从这里面来的。这份材料被张大量采用，并完全取道德判断，如科举通关节，在当时是常事，却被用来攻击康的人品。马先生认为，张建伟全用梁的污蔑说是不合适的，这“等于与梁鼎芬站在了一个立场”。
对于《温》书批评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大变，全变，骤变”主张不切实际，几位研究者指出，康有为一介书生，一下子被推上政治舞台，由于缺乏政治经验，有时又过于急躁鲁莽，确实有很多不稳健、不策略的地方；但对因此而否定康，把康有为的许多改革主张理解成“为渊驱鱼”，是为了清除旧党，给自己人腾出官位，责备康有为破坏了当时改革的说法，他们都表示不能赞同。房先生指出， 康有为提出政治改革，是摸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的 ，其历史地位不容否定，而张建伟“抛开政治改革，只讲权力斗争，打击报复，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未能全面认识历史”。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贾维先生进一步强调说，评价历史人物，“还应看到当时的历史情况，甲午战败，胶州湾也被割让，形势危急，当时士人（包括官僚）有一种瓜分指日可待的危机感，认为必须采取更快的方式来避免危险。另一方面，保守派抵制改革，触动他们利益的就不让改，反过来又刺激了维新派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时人的急进心态应给予充分的同情，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那一代人。”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仅维持了103天，便因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而告终结。慈禧为什么发动政变？其中还有什么隐情？袁世凯的告密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在过去的很多历史著作中，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情节：接到光绪密诏的康有为制订出“围园杀后”的计划，并派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但由于袁的告密，慈禧获悉了维新派的密谋，从而促使她发动政变。那么，在张建伟的著作和今天的历史学家眼中，事情是否仍旧是这样的呢？
焦点首先集中到了“围园杀后”的密谋上。
张建伟综合史学界的一些新成果，在《温》中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叙述：“围园杀后”并非光绪皇帝的本意，康有为后来所公布的杨锐从宫中带出的密诏的是一份伪诏！根据是1908年，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所交出的光绪手写的朱谕真诏，其中并无“设法相救”之语，而只是让他们想办法不得罪太后，弥合母子之间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杨天石有着相似的观点，认为“围园杀后”的计划光绪并不知情，而康有为也还没来得及跟光绪讲。但房德邻对于所谓的“真诏”提出了他的质疑：“‘真诏’说并不是确论”。他指出，《温》采用“真诏”并没有说明它何以是真的，书中引用了一条史料，而这条史料非但不能证明其为真诏，反倒证明其为伪作。这条史料出自杨庆昶于1908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其中说到“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但在清代，从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旨都必须缴回，因此杨家是不应该有密诏的，所以杨庆昶（或其他人）要在《呈文》中编造保存经过来释疑，说明杨家何以敢私存密诏。房先生认为他的编造太过拙劣，有很多漏洞，是不足凭信的。
如果康有为的“围园杀后”密谋不是光绪授意的，那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张建伟在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仕途上频频受挫，“一系列的事件，使他把满腔怒火烧向慈禧”，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并且，“康有为这一念之间的‘勇敢’，不仅使戊戌变法寿终正寝，而且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直到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对于这种观点，杨先生表示断难接受，“‘围园杀后’当然是武力夺权的密谋，但看成为了夺权则大错特错。基本点上要肯定康有为等人是爱国志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手段。政治斗争有时不可讲道义，手段不能考虑，说成为取功名富贵则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发动政变，杨先生认为，“基本原因是看不惯新党所为，远在光绪把六部堂官罢免，精简机构，对精简下来的人员又没有安排，已经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人利益。直接原因是杨崇伊上书，其奏章今可见。奏章中列了许多理由，其中一条讲到伊藤博文，讲得耸人听闻，说光绪聘伊藤为顾问后，要把权力交给他，更使慈禧感到统治受到了威胁。”他同时指出，“太后不愿伊藤插手，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应从反对改革必须采取措施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理解为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行为。”
各方观点一致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慈禧训政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告密的结果是六君子被捕，从而使政变更加血腥。
《温》书最受非议的地方，恐怕是下面的这些说法：
张建伟经过考察得出结论说，在变法前，“不同意改革，要求固守祖法的顽固派有谁呢？一个也没有。”“从改革的准备期到戊戌变法时，关于改革观念上的分歧，无非是不管什么国情的‘改革速成论’和强调符合国情的‘改革稳健论’之间的争辩。政变发生前，很少或几乎没有‘改革反对派’。”
而且，“毫无疑问，慈禧太后支持的是‘改革稳健论’者 。所以，“放慢一点改革的步伐，以使改革不至于激怒太后，并且把改革的桂冠戴到慈禧的头上，以利于进一步的改革 ，这种稳健的做法， 虽然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但不失为正确的改革之路 ，而正是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张，在“断送改革的前途和改革者的生命！
因此，张建伟从根本上反对存在一个“守旧派 的提法，他认为，“那种从‘一开始’就分野出什么‘前进与倒退’、‘开新与守旧’、‘改革与保守’之说，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
对这样的观点，房德邻提出的疑问是：如果百日维新真是如作者所写的那样，那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好事了，那为什么“稳健派 重新掌权之后，不但没有把国家搞好，之后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皇族内阁 成立，清政府倒台，反而越搞越坏了呢？房先生认为，张的问题出在没有认识到戊戌变法的关键，在于“提出政治制度的改革 ，并引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的话来阐明戊戌变法的正面意义：“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措施，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际，却是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来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这些方面，“张书完全没有提 。
贾维指出，尽管完全反对变革的人已经很少，“到戊戌年，新旧斗争在甲午之后新形势下发生变化，维新派和保守派的争论已从变还是不变转变为争怎么变，但实质还是守旧与维新的斗争，只是更深化，焦点成为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作一些变革。
胡绳武甚至认为，“以激进的眼光看，康梁其实还是很温和的，他们只要求开制度局，而没敢提出立宪法。象开国会的主张，六、七十年代就有人议论，是早期维新思想，康梁也没敢提。 “慈禧等不能算改革稳健派 ，他们之所以反动，是因为“改革触动他们的实际利益 。杨天石同样表示“稳健 “速成 之争的说法站不住，认为“把太后说成好象改革按她的路子走中国就有希望，这是很荒唐的 。如果说西太后和荣禄也改革，是维护封建制度，根本点上是局部调整，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会做。不能因此赞颂西太后、荣禄，把他们看成历史前进方向的代表。 “戊戌变法有一千一万条缺点，但毕竟是一次改革运动，其意义有三点：第一，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一次很重要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和政治启蒙运动，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点必须强调。戊戌变法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成就可说不大，但它掀起的这一股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有一个先导的作用。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把顽固派、保守派、洋务派等所谓的‘改革稳健派’都排除在外。他们都要求一些变革，因为统治阶级要统治下去有时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有思想启蒙的性质。 他说，“不去责备顽固派反对镇压改革，而责备康梁，历史是非就完全颠倒了。 并指出，张建伟的观点“忽略了现代化和启蒙的问题 。
书名“温故 ，当然包含以“知新 自许之意。张建伟先生这本书写完之后，确实也得到了不少“新 的称许，如该书后记中所引欧阳明先生的评论：“《温故戊戌年》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 “《温》的成功在于运用史实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 然而这类的评价似乎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首肯。
本次接受采访的几位研究者一致指出，张建伟此书主要利用了史学界的成果，说不上独立研究，也算不上自成一说，其中许多所谓的“新发现 ，都是史学界早已提出，并经过了深入的探讨的。房德邻举出大量的历史著作和教材早已采用“真诏 （或注明两诏并存的情况）的事实，来反驳张建伟指责史学界盲目相信伪诏的错误观点。马忠文还对书中出现不太尊重历史研究者的地方提出了批评，认为张的史料工作不全面、不扎实，很多东西自己没看到，却说历史学家不懂，动辄使用“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写成的…… 、“真不知有什么史实上的根据 之类带有蔑视的提法。
对《温》中出现大量“硬伤 ，几位研究者均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杨天石提到，研究历史问题“要花工夫，把历史真正弄清楚。不要刻意求新，否则会离真实的历史太远 。贾维的观点是：“历史研究要客观，应从材料出发，平心静气，不应追求轰动效果。
对于张建伟写作历史报告的尝试，马忠文认为“历史报告介于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之间，著作深奥不利于普及，小说虚构太多 ，所以“初衷很好，也是历史研究者想做而未必能做到的 ，但张的“实际操作与初衷有背离，不成功。文笔比较活泼，但事实甄别、史料掌握有偏差，恰恰没做到真实反映历史 ，认为如果张建伟“在写之前与熟悉史料的专家探讨一下会更好一些 。房先生则提到了此书刻意标榜学术品位的危险，做得貌似学术，容易让读者产生书中所说句句属实的假象，从而把作者的虚构也当成了历史的真实。
研究者们对张建伟提出的历史普及命题颇为重视。杨先生坦言，历史学有脱离大众的一面，如何把历史学家的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正是历史学要解决的问题。马先生则提出这样的工作最好由文学和历史的专家共同来做。几位受访者一致强调要尊重历史，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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